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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绸之路见证下中国与波斯的友好关系 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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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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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04-13
 
 

 

伊朗波斯波利斯遗址,图源网络

在中国史籍里,有关伊朗的记载最早出自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记载:“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。”安息即帕提亚帝国(公元前247年—公元224年),曾与罗马帝国抗衡,盛极一时。《魏书·西域传》记载:“波斯国,都宿利城,在忸密西,古条支国也。”此处的“波斯”系萨珊王朝(公元224—651年),又译萨桑王朝,得名于其创建者阿尔达希尔的祖父萨珊。萨珊是一名祆教祭司,其子帕佩克在3世纪初控制法尔斯省大部分地区后,基本摆脱安息帝国的统治。224年帕佩克之子阿尔达希尔起兵,建立萨珊王朝;226年占领泰西封,号称“诸王之王”,开创帝国伟业。萨珊帝国的疆域囊括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,并一度占领塔什干,扼守东西方交通的咽喉要道,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。

公元425年贵霜帝国覆灭后,萨珊波斯在丝路商贸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波斯人不仅是中国丝绸的主要消费者,而且几乎垄断了丝路的中转贸易,拜占庭人、突厥人、粟特人等均无法与之匹敌。精明能干、获利丰厚的波斯人是欧洲与远东商贸中最为活跃的中间商,波斯语甚至成为“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”。

丝路商贸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萨珊帝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。萨珊王朝在继承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,汲取东西方文明成就,创造出辉煌灿烂的萨珊文化。据张星烺编注、朱杰勤校订的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三册记述,“萨珊朝末年,养蚕抽丝之法,已由中国传至波斯”。波斯人的丝织品统称为“波斯锦”,绚丽多彩,质量上乘,风靡一时。“萨珊式”的联珠吉祥花纹,对中国、拜占庭和埃及等地工艺美术的发展影响深远。

618年唐朝建立,开辟了中外交往的新纪元。根据唐初的法令,外国质子和滞留不归的使臣皆隶属于中央十六卫大将,宿卫京师。波斯人可以参加科举、与唐人通婚,功勋卓越者赐姓李、封官开府、荣升将军,死后葬于中土。如在太宗贞观年初年,安朏汗率5000余人归顺唐朝后,安置于维州(今四川茂县),出任维州刺史,封为定襄郡公。唐高宗时期,安朏汗之子安附国继任维州刺史,加封子爵,晋升右戍卫大将军,病故后葬于长安。

唐强盛时,丝绸之路畅通无阻,包括波斯商人在内的胡商纷至沓来。他们将珍禽异兽、珠宝香料、玻璃器皿、金银货币、宗教信仰、音乐舞蹈、饮食服饰等带入中原,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。然而,萨珊波斯帝国却江河日下,风雨飘摇,危在旦夕。面对阿拉伯人势不可挡的政治威胁与军事进攻,萨珊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(旧译伊嗣俟、伊嗣候,632—651年在位)曾三度(639年、647年和648年)“遣使朝贡”,向唐朝求援。终因路途遥远,唐太宗爱莫能助。642年,阿拉伯大军在奈哈万德彻底摧毁萨珊军,攻克泰西封。耶兹底格德三世逃往中亚,651年卒于木鹿(今土库曼斯坦东南),萨珊王朝遂亡。

耶兹底格德三世之子卑路斯(又译菲鲁兹、皮鲁兹)逃至吐火罗(今阿富汗北部),求救于唐朝。为了安抚流亡的波斯王子,同时也出于对西部疆域安全的考虑,661年唐朝在锡斯坦的首府疾陵城(今阿富汗西南部的扎兰季)设波斯都督府,拜卑路斯为都督。按照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四册的记述,“唐代波斯都督府所辖境域,仅波斯东部边地而已”。翌年,卑路斯被唐高宗封为波斯王。据《册府元龟》记载,卑路斯两度(667年和671年)“遣使来朝”,向唐高宗“献方物”,并于673年亲自访华。由于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进攻,674年卑路斯入唐避难,定居长安,高宗授其为右武卫将军。

678年卑路斯客死长安,唐高宗立其子泥涅师(或称泥涅师师,又译纳尔希耶)为波斯王,并派吏部侍郎裴行俭带兵护送其回国光复。裴行俭率军行至碎叶(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附近)后折返。迫于阿拉伯帝国强大的军事压力,泥涅师长期滞留在吐火罗,部下离散,复国无望。但他仍与唐朝保持联系,曾于682年(高宗永淳元年)和706年(中宗神龙二年)“遣使贡献”。707年泥涅师返回长安,被唐中宗封为左威卫将军,不久病故。

泥涅师之子蒲桑被立为波斯王后,在河中地区与阿拉伯人奋力抗争,直至730年。危难之中的波斯王渴望与大唐修好,频繁地“遣使朝贡”。唐玄宗力推“文官用汉人,武将用胡人”的新政,波斯人则如鱼得水。在《册府元龟》中,波斯人“朝贡”十余次,达到顶峰。719年(玄宗开元七年),波斯王先后三次“遣使朝贡”;722年(开元十年),“波斯国遣使献狮子”;725年(开元十三年)和730年(开元十八年),穆沙诺两度来朝,均被“授折冲,留宿卫”,在长安任职。蒲桑之后,其后人仍以波斯王的名义派遣使者到唐朝贡,向唐玄宗献犀牛、大象、玛瑙床、无孔真珠等“方物”。

唐玄宗之后,有关波斯王“遣使朝贡”的记录已不多见,在《册府元龟》中仅有一些零星记载:759年(肃宗乾元二年)、762年(代宗宝应元年)和771年(代宗大历六年)“献真珠、琥珀”等。780年唐德宗即位后,再无此类官方交流的记录,但中国与波斯之间的民间交往依然密切。无论是在具有国际都市风貌的唐代两京(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)、丝路沿线的节点城市凉州等,还是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泉州、广州等,都有设店经商、行医、从军和传教的波斯人。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到,波斯移民几乎遍及大唐各地。《太平广记》中称波斯人为“波斯胡”,对定居长安,经营珠宝、香药等行业的波斯商人多有记述。《资治通鉴》云,787年(德宗贞元三年),“四千”波斯人滞留长安,有的长达“四十余年”,他们“皆有妻子,买田宅,举质取利,安居不欲归”。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三册写道,“大凡波斯人足迹所至之处,皆有祆祠”。两京也不例外,长安的布政坊、醴泉坊、普宁坊和靖恭坊,洛阳的会节坊、立德坊及南市西坊均建有祆祠(波斯寺)。根据真人元开的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记载:748年(天宝七年),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漂流至海南岛振州(今三亚市崖州区),听闻当地“南北三日行,东西五日行,村村相次”都是波斯人。波斯人入唐,强化了胡汉融合、胡汉并存的多民族意识。

总之,萨珊波斯亡国后的百余年间,唐朝对流亡、寓居、滞留于大唐境内的波斯王室后裔礼遇有加、诚信亲善。诚然,众多朝贡者中不排除假借波斯使节之名的商人或其他地方首领,其目的是利用中国与波斯之间的亲善关系求得人身安全保障、获得更多的商贸利益,而普通的波斯人更是梦寐以求。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国与波斯之间源远流长、互利互惠的历史交往和友好关系。唐朝-波斯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宗教和艺术等诸多方面交流互鉴,是既具深度又有广度的全方位的交往,涉及民族史、边疆史、文化史、语言史、交通史等方面的研究,值得我们深入探索。正如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先生在其著作《文明交往论》中所言,“伊朗文明同中华文明之间的悠久、广泛而互动的交往,是一部经久不衰、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”。《光明日报》( 2022年04月11日14版)

作者:雷钰(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来源:光明网-《光明日报》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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